从南海仲裁庭的组成背景可知，其公正性存在重大缺陷。一个站不住脚的仲裁团队做出所谓的南海裁决，将酿成怎样的政治闹剧呢？《环球时报》特邀熟悉国际法和南海仲裁案进程的国际法促进中心南海法律研究组的成员——伦敦大学学院国际法硕士张珂君、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丹维，以及采访过菲政要的媒体同行和驻日、德记者来点评仲裁案中的“关键先生”们——国际海洋法法庭前庭长柳井俊二、仲裁庭的5位仲裁员、菲方团队中两位声名赫赫的美籍律师，以及幕后操盘手菲律宾前外长德尔罗萨里奥。（清华大学顾湘对本文也有贡献）

　　日本右翼一手组建仲裁庭

　　伦敦大学学院国际法硕士张珂君：南海仲裁庭2013年6月21日最终组建完成。在笔者看来，此仲裁庭的公正性存在瑕疵，最主要体现在“仲裁庭实际最主要组建人”——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庭长柳井俊二法官对本案的公正性存在瑕疵可能，并理应回避组建工作。

　　此次南海仲裁庭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约》）附件七为本案特设成立的。附件七第3条赋予ITLOS庭长在特定情形下指任、组建特设仲裁庭的权力，即由于争端一方当事国中国选择了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本应由中方指派的仲裁员与应由中菲协议指派的另三名仲裁员，在没有其他协议的情形下，由ITLOS庭长作出必要的指派。

　　时任ITLOS庭长的是日本籍柳井俊二，在5人仲裁庭中，除鲁迪格·沃尔夫鲁姆（德国籍）仲裁员为菲律宾方指派，其余4人均由柳井代为指派，包括托马斯·门萨（英国与加纳双重国籍）、让·皮埃尔·科特（法国籍）、阿尔弗莱德·松斯（荷兰籍）、斯坦尼斯洛·帕夫拉克（波兰籍）。柳井指派帕夫拉克为中方仲裁员代表，门萨为首席仲裁员。

　　柳井俊二是日本前资深外交官，在日本外交部门工作40余年（1961-2002），1997年曾任日外务省事务次官，并曾担任日本驻美大使（1999-2001）。柳井自2005年起至今担任ITLOS法官，2011年至2014年担任过庭长职务。自2007年至今，柳井还同时担任安倍政府“有关安保法的基础再构建恳谈会”会长职务。此恳谈会主要为安倍政府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日美安保条约与日美同盟、日本与其他国家的联合安保等议题寻找法律依据并提供理论及策略支持。柳井法官这一会长职务的实质就是安倍政府智囊团的首席。柳井是公认的日本右翼鹰派代表人物，其个人政治立场非常明确。

　　在笔者看来，作为本次中菲南海仲裁庭的实际最主要组建人的柳井法官，其公正性就本案而言是很难排除存在引发合理担忧的瑕疵可能的。柳井的特殊指派、组建权来源于《公约》对ITLOS庭长的授予，但《公约》附件七第3条（e）项在赋予庭长特殊指派、组建权的同时，也规定了适用的例外情形。此例外情形可视为对ITLOS庭长的法定回避事由，且如果存在对ITLOS庭长就此案偏见的合理担忧，并足以影响其公正性，则应构成“unable to act”即“无法承担此项职责”的法定回避情形。柳井法官就此个案，理应回避中菲南海仲裁庭指任、组建工作。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蒋丰：柳井俊二是典型的贵族家庭“官二代”，其父曾任日本驻哥伦比亚大使、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后，柳井就进入外务省。2001年10月，柳井因滥用外务省机密费受到“严重惩戒处分”，最后自掏腰包还清费用不说，还丢掉了职位。柳井俊二作为公认的日本右翼鹰派代表人物，个人政治立场鲜明。2013年8月4日，在中菲南海仲裁庭组建一个多月时，他就以“安保法恳谈会”会长身份在日本NHK《星期日讨论》节目上声称，日本的岛屿受到“威胁”，强调日本存在“敌人”，需要大力强化武力等多方面措施来保障日本安全。可以说，柳井俊二是“一手牵着美国一手拉着安倍”的反华急先锋。